龙井正是在这种茶道文化下脱颖而出，结合上文所述，龙井的颜色、味道都十分清新自然，有中和之气，让人感受到与自然的融合。清代沈初提到上贡的龙井新茶微微有香，而未能辨其味也。清代诗人陆次云也认为家乡的龙井滋味淡雅，似乎无味，但饮过之后，觉得有一种“太和”之气，于是，他得出了“此无味之味，乃至味也”的结论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，绿散茶的特质是十分迎合明清时期的茶道文化的，明清时期的其他名茶，如罗岕、虎邱、天池、松萝、龙井、天目、武夷、六安等也都为绿散茶类，这些名茶的特性与当时的饮茶之风是相符的。
宋朝茶事之盛可谓达到了极致，可谓前世后世皆不能及也。而临安作为南宋的都城，对茶叶的追捧也可想而知。南宋吴自牧（梦粱录）专记都城临安（杭州）的风俗掌故，其中就记载有：“人家每日不可壕者，柴、米、油、盆、酒、酱、醋、茶”。其中，茶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与柴米油盐相当的生活必需品。临安城更是茶肆遍地，且集市上也多设茶铺，《梦梁录》记载“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，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”。
无论是都城大街，还是街头小巷，茶肆、茶铺、茶担均十分普及。而宋时临安又是皇宫贵族、文士僧人的聚居地，对茶事的追捧及对茶叶的消费更是其他地方所不能及也，茶叶已经完全融入当地居民的生活当中去了。因此，明清时候的杭州继承了南宋临安的饮茶风俗，本地对茶叶的嗜好也刺激了当地茶叶的生产发展，西湖龙井又被普遍认为是杭州地区的最佳茶叶，自然更得人们的追捧。
西湖龙井的兴盛与杭州当地佛寺的兴盛也关系密切，杭州是中国茶禅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，自古就有“东南佛国”之称，而西湖周边更是佛寺林立，香火旺盛，寺塔之盛为南方诸国之首。唐宋时期杭州地区的名茶无一不是寺院茶，如唐代的天竺茶、灵隐茶，宋代的白云茶、宝云茶、垂云茶等。寺院茶品质讲究，龙井茶最初亦是寺院茶。龙井茶是宋代辨才法师在狮子峰栽种所得，后人称之为“龙井茶祖”。杭州佛教的兴盛也带来茶叶的兴盛，龙井的发展与其禅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。
龙井产量极少，明屠隆撰写《茶说》，文中提到龙井茶产地不过数十亩，此外别的茶都比不上。明代高濂《遵生八笺》写道：附近假充，犹之可也。至于北山西溪，惧充龙井。即杭人识龙井茶味者亦少，以乱真多耳。清代陈淏子《花镜》中提到，“虎丘龙井，又为吴下第一，惜不多产”。龙井的产地不过只有数十亩，而又由于其扬名在外，对龙井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，因此龙井产茶区附近的人会用假的龙井冒充真龙井，除了龙泓山所产的龙井，周边北山、西溪等地所产的茶叶也被用来冒充龙井。而即使是杭州当地人，也很少有人能够辨识龙井茶的味道，可见龙井产量之少，本地人士也少有机会品尝，富贵人家也不一定能够得到机会一尝一二。
稀少的产量使得龙井更是价高难求，也进一步增加了其尊贵程度。明代许次纡也在《茶疏》中写道：“吴淞人极贵吾乡龙井，肯以重价”。清代沈初《龙井新茶》记载进贡的谷雨前的龙井新茶在颁赐时，人只得少许。清翟灏在《湖山便览》也提到过龙井茶每岁所产，不过数斤。可见即使到了清代，龙井茶的产量每年仍然只有数斤，足以说明龙井的珍贵。
统治者的重视也对龙井的传播非常重要，其中清代乾隆对龙井茶赞誉有加。乾隆十六年，乾隆第一次南巡杭州时去观看了龙井茶的采摘和炒制，作《坐龙井上烹茶偶成》一诗，诗中写道：“龙井新茶龙井泉，一家风味称亨煎”。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又再次畅游龙井，并且上老龙井品茶，后乾隆三十年又再上龙井游玩，并写了《再游龙井作》一诗。另外，嘉庆杭州府志中还有乾隆追忆龙井寺的诗两首，一是《雨前茶》：记得西湖龙井谷，筠筐老幼采忙时。二是《烹龙井茶》：我曾游西湖，寻幽至龙井。乾隆游览龙井寺后，题“过溪亭”、“翠峰阁”、“一片云”、“龙泓涧”、“方圆庵”、“风篁岭”、“神运石”、“涤心沼”等“龙井八景”，龙井因此也更加名声显赫。
文章内容来源
《明代以来西湖龙井成为名茶的原因探析》
（来源：《明代以来西湖龙井成为名茶的原因探索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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